义和团运动或称庚子事变、庚子国变、庚子拳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清末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在华西方人(也包括传教士及华人基督徒在内)排外运动,「突显中西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它也标志着以仇外情绪为契机的反对基督教传教活动已达到高水位」[1]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其参与者被称为「拳民」,贬称则为「拳匪」。
随着鸦片战争后的国势开始衰落,外国势力渗入寻求最佳利益的冲突,华夷之辨取代了满汉之争,义和团有部分会众转向,开始支持清朝,演变成亲清的民团组织。
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拳」,其中掺杂有一些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
1898年由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4]。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5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根据基督教会方面的统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5],未有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6]);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也不计其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进据北京时都有奸淫据掠的劣迹[7][8]。义和团事件通常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两件事合在一起。
教案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国境内牵涉基督教教会的社会事件(常引起争讼、暴力甚或演变为外交事件)。义和拳活动主要集中在华北的直、鲁地区,正是教案频仍的地区,义和拳活动与教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赔款白银二万万三千万两,显示了之前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对中国的野心。1896年,欧洲强国,要求清政府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冠县梨园屯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圣言会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s)及理加略(Richard Hen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
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以此出兵占据了胶澳及其周边地区(今青岛市胶州湾地区)。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之后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现在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东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安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其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害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8][9]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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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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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97年,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今菏泽市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教堂遭到当地大刀会土匪数人的抢劫,2名在堂内的德国神父能方济(Father Franciscus Nies)和韩理加略(Father Richard Henle)被杀死,史称曹州教案。11月6日,德国以此冲突为借口出兵山东,并于11月14日强行占领中国山东省胶州湾(今青岛),李秉衡因而被革职,由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但反教事件蔓延,清廷下令严查。张汝梅为了掩饰事实,将「义和拳」归入乡团,称为「义和团」。
1899年,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当年12月30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煽动和支持义和团[15]的毓贤被清廷免职。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16]。毓贤任山西巡抚后,更变本加厉纵容义和团残害教民[15],其卫队数十人都是义和团团民[15]。而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稳定山东局势,迫使一部分义和团拳民逃入直隶境内。
1900年1月24日,溥儁受诏入宫,封为大阿哥,但外国公使均不承认。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列强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中外关系趋于紧张。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曹福田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
自从各国收到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人员的求援后,他们在1900年5月31日组成一支432人,由八国海军人员组成的联合部队(法国75人,俄罗斯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义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水兵51人、奥匈士兵32人于6月3日出发),从大沽经铁路通往120公里左右的北京城,协助使馆人员防守。
不过随着局势不断恶化,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olonel 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透过电报向西摩尔称,北京城内局势每小时正在恶化,要求西摩尔为进军北京作好预先安排[17]。6月10日,北京使馆区与外界的电讯联络中断[7]。因此各国急商,增派一支由2066名各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英军916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义军40人、奥匈军25人)组成的援军入京,决定由英国副海军上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任联军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Bowman McCalla)为副司令、俄国上校沃嗄克任参谋长,从天津搭火车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可是天津至北京的铁路已被破坏,西摩尔的选择唯有一路修复铁路,一路沿着铁路行军。
不过西摩尔向北京行军的举动惹怒清廷,因此支持义和团的端王载漪迅即取代庆王奕劻,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命令武卫军聂士成,董福祥甘军攻击八国联军先遣队。另一方面,清廷又透过招募义和团成员入军,以保卫首都,阻止西摩尔的行军[20]。
联军火车通过天津后随即被包围,聂士成率所部守卫天津杨村一带,与义和团一起阻击八国联军先遣队。由于八国联军先遣队不擅陆战,武器并不占优,多数武器得自天津的清军军火库[21],清军与联军互有死伤。至于义和团则被聂士成派上前线,遭联军机枪扫射,撤回时又遭聂军机枪扫射,死伤惨重。西摩尔本来打算停止前进,但在6月18日收到使馆被袭的报告后,决定继续沿着白河前往通州(距离北京城25公里)。
由于京津铁路已被义和团破坏,加上聂军装备精良,配有德制重机枪、克虏伯大炮和最新式的毛瑟枪,联军无法前进。根据一位前线英国士兵描述,平均要发射4粒子弹才能射杀一名义和团拳民,联军弹药不足,只能后撤,其间造成超过200人伤亡。事后联军副司令麦卡加拉报告,指单一的步枪射击是不足够消灭所有拳民,因此联军需要携带更多弹药[22]。
清廷称此役为廊坊大捷,可是裕禄将之归功并大赏于义和团,而聂军则分文无赏[23]。
联军撤退天津期间征用4艘中国渔船,沿着河岸牵着绳索,载上所有伤员及剩余的食物、弹药及医疗用品前往天津。途中占领清军的西沽武库[21],发现除了有德国克虏伯野战炮外,还有大量步枪与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
得到充足的军事物资后,西摩尔决定坚守待援,透过一名中国仆人穿过义和团活动范围,向各国公使告知联军的困境。联军在待援期间遭到清军、民团日夜不断的攻搫,处于崩溃的边缘。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组成的援军(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