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是明太宗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三杨)、夏原吉、蹇义的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使他们在位期间(1424年至1435年)成为明代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代。
朱棣去世后,太子朱高炽即帝位,是为仁宗,改元洪熙。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他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成祖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洪熙一朝仅短短一年,朱高炽即行去世,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建元宣德;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
后代史书对仁宣之治有高度的评价。《明史》称仁宣之治为:「官吏称职,政治清平,纲纪严明,仓库常满,百姓安居乐业,遇灾多救不为害。此治理是明朝开国六十年后遇到的盛世,民气得以渐渐舒展,整个王朝也有蒸蒸日上治平的气象了。」[1]学者谷应泰亦将仁宣之治与周朝的「成康之治」、汉朝的「文景之治」相提并论[2]。
同年八月,皇太子朱高炽即位,大赦天下,为明仁宗。杨士奇草拟诏书,包括郑和下西洋、云南取宝石、交趾采金珠、撒马儿等处取马,并采办、烧铸进供等事,均悉数停罢。尚在狱中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侍郎杨勉、右春坊大学士黄淮、洗马杨溥、正字金问等均释放并恢复原职。命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仍兼前职,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右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俱掌内制进入内阁,担任顾问,不预所升职务。洗马杨溥为翰林学士,正字金问为翰林院修撰[5]。
仁宗命减惜薪司赋枣一半。当初杨士奇听闻惜薪司奏准岁例,赋北京、山东贡枣八十万斤,为宫禁香炭之用,于是再次入奏。当时蹇义、夏原吉奏事未退,仁宗见杨士奇,对蹇义等曰:「新任华盖学士来奏事,必有道理,不妨一同听听。」杨士奇于是上奏,称「诏书才下两日,现在听闻惜薪司传旨,赋枣八十万斤,难道没有过错么?虽然是每年惯例,但是诏书所减除者,也是每年惯例啊。」仁宗喜悦道:「吾固知学士言有理。吾数日来,宫中丛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审。」于是命减免一半。随后对三人称:「你们三人都是我所倚重的大臣,应当有所言尽,我不会治罪于你们。」 之后命裁汰吏部冗官[6]。
九月,仁宗念及山林川泽应该给予百姓民用,于是下命自居庸关以东,与天寿山相接之地,禁止官方樵采,其余俱弛还实行。河南的黄河出现溢口,仁宗命右都御史王彰赶往抚恤军民,免去今年粮税。工部上奏修理军器,请在民间征用布漆,仁宗命给予钞金在集市上购买,并禁止以后强行征用民财[7]。
礼部尚书吕震请求继位的仁宗穿着吉服,没有得到批准。当时,明成祖朱棣去世已经二十七日,吕震请求按照明太祖仿汉制,易着吉服,仁宗没有回答。吕震退朝后向群臣说话,令大家释丧服。杨士奇对吕震说:「洪武年间明太祖有遗诏,现在仍然未可援以为例。况且仁孝皇后去世时,明太宗(朱棣)仍然在衰服后,穿着素衣冠绖多日。现在怎么可以立即改为吉服呢?明晨,君臣仍然应该穿白衣冠黑角带。」于是上奏,仁宗亦未答复。此日上朝,仁宗仍然穿着素冠麻衣麻绖。文臣中只有学士杨士奇,武臣中只有英国公张辅仍然穿素服。仁宗叹道:「张辅是武臣都知礼仪,而六卿却反而不如,杨士奇所称是正确的。」[8]
灵壁县丞田诚为州判官,仍然佐灵壁县事。其居官廉能,抚字九年,考满,父老诣阙请留用,仁宗遂批准。当时长沙府有民自宫,请求担任内侍,仁宗认为其游惰不孝,发为卒戍边。任太常寺卿周讷为交趾升华府知府,周讷在永乐年间为祠祭司郎中,请封禅,朱棣不听,之后朝廷举荐方宾继任。仁宗称:「谀佞之人,宜置远徼,不可以玷朝行。」[9]
治水左通政乐福上奏苏州府、松州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发水灾,请减免来年征征,仁宗命以钞布代输。直隶广宗县有水患,仁宗命赈灾。并命兵部尚书李庆将太仆寺马分给诸卫所,及沿边戍卒牧养,以减少民力,避免荒废耕桑[10]。
仁宗赐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绳愆纠谬」图书[11]。
同年十月,革除户部及南京户部行用库,当初建造此库的原因是专门负责收集市民间金银,至此罢革[12]。此后,仁宗赐衍圣公孔彦缙宅。当时孔彦缙来朝,住在民馆中。仁宗听闻后,对大臣称:「其他四方来朝的使者入京,都有公馆招待。而先圣的子孙却住在民家,这如何是崇儒重道啊。」于是命工部赐宅[13]。
山东登莱等地又水灾,命免除积欠的租税。苏州、徐州有水灾,免除今年税收。浙江于潜、乐清有饥荒,命发仓赈灾。大理寺卿虞谦上言七事,包括慎用人、兴学校、端风宪、广储蓄、惜民力、通货财、治奸宄等,均得到仁宗采纳并命实行[14]。
大理寺奏决囚,仁宗命大学士参与审查,召杨士奇等谕以钦恤至意。后命翰林院严格考察每年贡生。仁宗对杨士奇称:「百姓不蒙福的原因是因为守令欺压百姓;守令欺压百姓,是因为学校失教。所以应当严格审查考试。五经四书中的道义,并不在文辞的工拙上,而是要取其明理者。人材难得,在数百人中得一人即可。盖取须严格,则不学无术的人不敢有萌发侥幸的期望。」[15]
十一月,仁宗宽宥建文一朝诸臣家属。仁宗对廷臣说:「方孝孺之类的人都是忠臣。」于是均释放。改大理寺卿杨时习担任交趾按察使,再命虞谦为大理卿。当时,虞谦上奏事情,侍臣称其应当密奏,而不应当在朝廷中沽名钓誉。又称其属官杨时习曾经劝其密奏,而虞谦没有采纳。于是仁宗降虞谦而升杨时习。此后,杨士奇从容称道:「虞谦经历三朝,为大臣体,现在所犯的错极小。」仁宗称:「我也后悔了,但杨时习为人如何?」杨士奇答道:「虽然从吏部起家,但明法律,为人公正廉洁。」仁宗大喜而称:「我自有处断。」于是有此命[16]。
召太监马骐还京。马骐归还后不久,矫旨下内阁书敕,再次去往交趾办金珠。内阁再次请求,仁宗正色道:「朕安得有此言!骐在交趾,荼毒军民,卿等独不闻乎?自骐召还,交人如解倒悬,岂可再遣。」然而却也不诛杀马骐[17]。
之后,仁宗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18]。
晋升户部尚书郭资为太子太师,命其致仕。蹇义、夏原吉言其偏执妨事,且多病。仁宗谘询杨士奇,杨对答道:「资强毅能守廉,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执,甚至沮格恩泽,不得下究。」仁宗继续追问原因,杨士奇对答道:「诏书数下蠲免灾伤租税。不听开除,必令有司依额征纳,此其过之大者。」于是仁宗下此致仕之命[19]。
仁宗赐户部尚书夏原吉「绳愆纠谬」图书。并叮嘱其道卫所屯田军士不能擅役妨其农务:「古者寓兵于农,民无转输之劳,而兵食足。后世莫善于汉之屯田。先帝立屯种法甚善,但所司数以征傜扰之。自今天下卫所屯田军士,毋擅役妨其农务,违者治之。」[20]
命都察院捕治湖广副使舒仲成,后因杨士奇进言而作罢。仁宗此前担任太子监国期间,舒仲成为御史,经常奉旨处理木植岁课弊病,但忤旨。至此,因吏部奏此人其他事情后,仁宗命逮捕。杨士奇上疏称:「向来小臣得罪者众,陛下即位以来,皆已宽恕,现在却再追理此前事,则诏书就不能可信了。汉景帝担任太子时,召卫绾,卫绾称疾不赴,即位,仍然进用卫绾,此前历史都称其为美事。」仁宗看后大喜,随后下旨罢舒仲成,而降玺书褒奖杨士奇,并赐钞币,面谕道:「卿尽心如此,朕复何忧。」[21] 此后,仁宗嘉奖群臣能言,对杨士奇称:「朕尝处事有过,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惬朕意。」杨士奇对曰:「宋臣富弼有言,愿不以同异为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仁宗答道:「然。《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群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实有失,亦未尝不悔。」士奇称:「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圣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难于改。」[22]
十二月,仁宗谕吏部慎重选用老师儒士。命吏部、兵部书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门内西序。仁宗对蹇义等说:「地方官员是否贤德,与军民休戚息息相关。过去唐太宗在屏间书写各刺史名字,善政,则各疏于下。我父亲亦曾经在武英殿写朝廷内外官员的名字,时时观看。现在五军都督府、六部的官员,我每天早晚接见,询问考察其是否有贤才。而在外的司官,既久不能不忘。臣属如果有善德但皇上却忘掉,谁又肯自勉;有不善的人而皇上忘记了,谁又肯再自戒。所以吏部、兵部具各司官姓名,写在西序上,我将考察其行事而选择罢黜提升。」[23]
仁宗罢去海子、西湖巡视官。仁宗对蹇义称:「朕之心,苟可推以利民,虽府库之储不吝,况山泽之利哉!!」并命户部,如果受灾的地方,则派遣人员驰谕各郡县,停免催征粮税。命刑部、都察院、通政司,从今朝廷内外官员贪污受贿的,均记录姓名入档案,以便稽查审阅[24]。
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壬申,发生日食,仁宗上御奉天殿,朝见群臣,命礼部、鸿胪寺不作乐。当时,礼部尚书吕震请求宜受贺作乐如朝仪,仁宗不予听从。吕震坚持请求,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黄淮、金幼孜皆赞同仁宗主张。吕震称:「四方万国之人,远朝新主,皆欲一观天颜,固圣孝诚至,亦宜勉徇下情。」仁宗对杨士奇等称:「礼仪超过其要求了。」杨士奇称:「诚如圣谕,就算是要俯徇舆情,也不应备礼。」仁宗赞同。此日召杨士奇等称:「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如昨日朝会从震言,今悔何及。自今起如果我言行不当,但求直言,不要担心我不听从。」并赐钞文币[25][26]。
南京龙山产灵芝,礼部尚书吕震请贺,没有得到批准。当时在思善门建造弘文阁,命翰林学士杨溥掌阁事。仁宗亲举印授与杨溥道:「我命你等于左右,并非只是帮助学问,还欲广知民间事情。如果有进言,封识上奏。」[27]此后大祀天地于南郊。颁诏天下,罢免山场、园林、湖池、坑冶等管制,任由百姓采取,悉照洪武年间旧例办纳。罢免给予朝觐官孳牧马。当时籓司守令进朝,尚书李庆建议发军伍余马给有关部门,然后每年课征马驹。杨士奇反对道:「朝廷选拔贤能授官,却用来牧马,这是重视牲畜而轻视士族,怎么能够示于后人?」仁宗则批准李庆建议,当时朝廷寂然。杨士奇再次上言力劝,仍不批准。随后,皇帝驾临思善门后,召见杨士奇说:「我怎么会真这样呢?只是听闻吕震、李庆等人不喜欢你,我担心你被孤立会被他们中伤,所以不欲因为你的话而罢此事。现在我找到方法了。」于是拿出陕西按察使陈智称「养马不便」的上疏,命其草敕执行。杨士奇随后顿首称谢[28],并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仁宗对杨士奇说:「以后若有不便,可以密奏我。李庆、吕震之辈不识大体,不足语也。」[29]
同年二月,舞阳、清河、睢宁发生饥荒,仁宗命发本县仓粟赈灾。大理寺少卿戈谦言事过激,吕震等交奏其沽名,仁宗对此颇为厌恶。杨士奇以主圣臣直之道,从容进言:「戈谦虽然不能识大体,却是亦感恩图报啊。」仁宗于是免戈谦朝参而视事如故。杨士奇再次进言道:「四方入朝的大臣都在,怎么都能全部知道戈谦的过错。如果传到外面,都会说朝廷不能容下直言。」仁宗惕然道:「这是吕震误我。我并非厌恶言事,戈谦只是言自有过。你可以说朕言给众人。」杨士奇说:「这并非臣下能能谕,当以玺书开喻。」仁宗于是命杨士奇起草敕书引过,仍然待戈谦如初,命百官不要因戈谦为戒。之后召戈谦为副都御史,当时朝廷中官在四川采木有扰民的,仁宗召戈谦调查,并称:「你素有清直之名,现在为我去治理此事,不要担心畏惧。」[30]
同年三月,仁宗对三法司说,自今诽谤者均不要治罪。乐亭、连城、莱芜、蓬莱、黄岩发生饥荒,命发本县仓赈灾[31]。
四月,仁宗下诏免山东、淮安、徐州今年夏税一半。并停止一切官买物料。当时有从南京来的人,称于徐、淮、山东民多乏食,而有关部门仍然催税课。仁宗问蹇义,蹇义如实对答。仁宗遂命杨士奇起草诏书免税体恤。杨士奇称:「不可不让户部和工部官员参与得知。」仁宗称:「此事姑且从慢,现在救民如拯救溺水之人,不可以徐缓。如果与两部官员商谈,他们担忧国库不足,必定会持之无法决意。」于是命中官给笔札,杨士奇就在西角门草拟诏书。仁宗审查后,就派官员颁布。官员听闻后称应当赈灾有分别,不应当滥施恩泽。仁宗称:「体恤百姓宁可过厚。我身为天下之主,怎么可以和百姓争夺锱铢之利!」大名府有饥荒,仁宗命发长垣仓粟赈灾。河南镇、汝、钧、许四州,延津、襄城等二十二县,及山东昌邑,直隶邢台等县有饥荒,仁宗亦命所在发仓粟赈灾[32]。
当时有大臣上书歌颂太平盛世,独杨士奇称:「陛下虽然泽被天下,但是靖难所牵连的流徙尚未归乡,战争所导致的疮痍尚未恢复,百姓仍然为温饱担忧。应当继续休息生息数年,太平盛世才可期至。」仁宗表示赞同,并称:「我给你『绳愆纠谬』银章,但只有杨士奇曾经五次上书,你们等人均无一言。果真朝廷政事毫无错误?天下太平了么?」群臣听后惭愧道歉[33][34]。
太常寺卿兼学士杨溥上言祭祀用的牺牲不足,请求派遣官员购买。仁宗称:「爱人而后可以事神,其令有司监市,毋扰民。」[35]
五月,仁宗谕令吏部慎选御史,以清风纪,咨访可任都御史的人。仁宗称:「都御史,是十三道御史的代表。都御史清廉,御史虽然没有才能,也知畏惮。现在不才者不再畏惮了。」当时左都御史刘观有贪名。同月仁宗驾崩[36]。
六月,皇太子朱瞻基即位,为明宣宗[37]。
宣宗罢浙江布政司参议王和、袁昱、陕西按察司佥事韩善为民。三人因受贿而贬后遇赦,吏部上奏拟定归还原职,宣宗称:「士大夫当务廉耻,三人皆贪污,岂可复任方面。」河南新安知县陶镕上奏民饥,借驿粮千石赈救灾,秋成后偿还。宣宗对夏原吉称:「有些官吏拘于文法,饥荒必须申报后才赈济,而百姓饿死已经很多了。陶镕能够先给予赈灾后上报,是称任使,不要指责其端擅。」[38]
宣宗定会试分南、北卷取士例。当时仁宗曾与侍臣谈论科举利弊。杨士奇称:「科举当兼取南北学士。」仁宗称:「北方人学问远不如南方。」杨士奇称:「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仁宗问方略,杨士奇称:「试卷例缄其姓名,请于外书《南》、《北》二字,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仁宗表示赞同,称:「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今如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此后命与礼部议闻,未上而仁宗驾崩。宣宗即位后,遂与实行。此后定南、北、中卷。北卷则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府、庐州府,徐州、滁州、和州,其余皆为南卷[39]。
十月,思州府通判檀凯九载考满,其民诣阙乞留,宣宗令予正五品俸优旨[40]。
十一月,工部尚书吴中称,制造御用器物不足,请买于民间。宣宗表示:「汉文帝服御帷帐没有文绣,史称其恭俭爱民。我当以俭约为表率。」 下令停止采购[41]。
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礼部呈上《籍田仪注》,宣宗观阅后,对侍臣说:「先王制籍田,率天下务农,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贵有实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顿首道:「先王制礼有本有文,陛下言及此,苍生之福也。」[42]
同年四月,户部奏青州借官粮赈灾饥荒,乞求再次勘查,然后给予。宣宗称:「民饥无食,当如拯溺救焚,即命就便分给。」[43]
五月,论三法司审录系囚,务在平恕。宣宗抵达左顺门,谕廷臣遵守皇祖旧典,并称:「皇太祖肇建国家,皇祖考相承,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至败亡,往事多有可鉴。古人云:『商周子孙,能守先王之法。』至今存可也。」[44]
同年七月,命六科给事中,凡内官传旨,皆须再次上奏,然后执行。朵颜卫朝贡不至,辽东总兵武进伯朱荣请求攻击。宣宗称:「驭夷之道,毋令扰边而已。」没有批准[45]。
八月,汉王朱高煦谋反,宣宗亲征,朱高煦投降。尚书陈山请移师彰德袭赵王朱高燧,杨士奇力劝阻止[46]。
十月,恢复李时勉原职,仍然担任翰林侍读。此前洪熙年间,李时勉因言事过激,招致仁宗大怒,命武士扑以金瓜,断胁不死下狱。之后宣宗审讯释放了他,随后再次召入翰林院[47]。
宣德二年(1427年)二月,宣宗在文华殿,赐辅臣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胡濙范银图书。蹇义的是「忠厚宽弘」,夏原吉的是「含弘贞靖」,杨士奇的是「清方贞靖」,杨荣的是「方正刚直」,胡濙的是「清和恭靖」。宣宗在左顺门,对夏原吉等人说:「谗慝小人,直能变白为黑。听其言若忠,究其心则险。汲黯正直,奸邪寝谋,卿等所宜法也。」夏元吉等人顿首受命[48]。
八月,禁止有关部门阻挡诏令[49]。
九月,宣宗命浙江按察使林硕恢复职位。林硕对当地违法官员惩罚,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诬陷以其阻挡诏令。宣宗遣人逮捕林硕至朝,亲自询问:「尔毋怖,但尽实对。」林硕叩头具言事实,宣宗立命驰驿恢复原职,而降敕切责裴可立[50]。
十月,宣宗在文华殿,儒臣讲《易观大象》。当时明朝征讨交趾屡次失利,宣宗密问英国公张辅,张辅请继续增兵进攻。杨士奇、杨荣等力劝放弃交趾,宣宗遂听从两人主张,并赦免交趾罪[51]。
宣德三年,宣宗废皇后胡氏,立孙氏为皇后[52]。
宣宗抵达文华殿,对侍臣讨论治民之策,并反对肉刑[53]。
三月,召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十有八人游万岁山。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还,称山西有十余万饥民。宣宗对夏原吉称要救民,并下令赈灾山西河南,并禁止驱逐[54]。
四月,吏部尚书蹇义请裁朝廷内外冗员,宣宗批准[55]。宁王朱权乞求赐南昌土田,宣宗反对王者夺田[56]。
五月,巡抚大理卿胡槩请增设杭、嘉、湖管粮布政司官一员,宣宗没有批准,并说:「粮税自有常赋,朕方裁抑冗滥。古语:『省事不如省官。』」[57]
六月,降左都御史刘观,以通政使顾佐为左都御史。宣宗曾罢朝时问贪污贿赂之事。杨荣称刘观为最贪,之后杨士奇与杨荣举荐顾佐取代。刘观后下狱。工部尚书吴中曾经以官木砖瓦私遗太监杨庆作私第,宣宗在皇城遥望见,问左右,最后得其事实,吴中下狱,之后释放[58]。
七月,召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游东苑,在东庑赐宴。并训诫官署避免百姓流离失所[59]。
八月,宣宗在文华殿,与侍臣论历代户口盛衰,并称户口之盛衰,足以见国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60]。
同月宣宗车驾巡边,发自京师,英国公张辅、阳武侯薛禄帅师跟从。部队驻扎在跸虹桥,宣宗对诸位将领说:「我深居九重,岂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今渡河道路所经,皆水潦之后,秋田无获,朕甚悯焉。其将士有扰民者,杀无赦!」[61]
九月,抵达跸蓟州,对州官谕道:「这是汉朝的渔阳郡。当年张堪为官,民间有乐不可支之谣,你们这些官员应当以此勉励。」又进耆老谕道:「今年秋收后,没有其他事情,应当善训厉子孙,务礼义廉耻,毋安温饱自弃。」[62]
宣德四年正月,宣宗入斋宫,召大学士杨溥谕道:「我每次念及创业艰难,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顾祸乱生于不虞。近来群臣喜好进上谀辞,令人厌闻,您应当勉励辅佐我。」杨溥顿首谢:「臣不敢忘报。」宣宗称:「请直箴我的过错,这样的报恩更好。」杨溥又顿首谢道:「直言求之非难,受之为难。」宣宗赞同[63]。
二月,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献两只驺虞,出自滁州来安县石固山,礼部尚书吴濙请上表贺。宣宗称:「我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驺虞之祥,于德弗类。」没有批准[64]。
四月,宣宗入便殿,问侍臣:「汉、唐诸君在位孰久?」对道:「汉武帝与唐玄宗。」宣宗称:「汉武帝好大喜功,海内虚耗,末年能惩其前过。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纵欲,遂致祸乱。武帝犹为彼善于此。」又称:「武帝以田千秋为贤,玄宗以李林甫为贤,此治乱所由异也。」[65]
工部尚书吴中言:「山西圆果寺,为国厘祝之所。现在旧塔损坏,乞求役民修建」。宣宗称:「你欲藉此求福么?我认为以安民为福。」没有批准[66]。
五月,谕六部、都察院戒滥差扰民,巡按御史及按察使不察举者同罪。命工部尚书吴中申饬郡县,务及时修筑陂池堤堰,慢令者加罪[67]。
六月,裁湖广采办竹木。此前,宣宗命侍郎黄宗载前往湖湘采宫殿大材。之后宣宗听闻湖广有灾难,有感于百姓疾苦而裁减采办[68]。
七月,户部上户口登耗之数,宣宗称:「隋文帝户口繁殖,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当时必有良法,享国不永,故无传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汉、唐初政,立法未尝不善,而子孙力役繁兴,费用无度,天下不能不凋弊。隋文克勤克俭,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 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则生齿日繁,财赋自然充足。」[69]
广东海阳县进两只白乌,胡濙请率群臣上表贺。没有批准。此后宣宗谪御史沈润戍辽东,沈润此前受贿后被发觉。宣宗称:「御史是朝廷的耳目,受重贿赂纵死罪。」当时事情发生在大赦前,于是特命其谪戍[70]。
九月,宣宗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自洪武年来,栽种之令,多废而不讲。宣宗命其务求成效[71]。
十月,宣宗入文渊阁,命增直字,设饮馔器用。大学士杨士奇等上表感谢。宣宗降玺书,赐诗褒答。遂改大学士张瑛为南京礼部尚书,陈山专授太监史书。宣宗曾在左顺门看到陈山,对杨士奇说:「陈山人如何?」杨士奇顿首道:「皇上有问,为臣不敢不尽诚以对答。陈山虽然侍奉陛下很久,但此人寡学多欲,而昧大体,非君子也。」宣宗称是,并说:「赵王的事情几乎被其所耽误。现在听闻其在各部门征求不厌,不应当让其在内阁中。」数日后,遂下此命。两人俱为东宫旧臣,朝廷官员皆多上疏称其为明智决断[72]。
十一月,有奸吏摘出左都御史顾佐过失,称其受皂隶贿赂放归,并在通政司上诉。宣宗密问杨士奇道:「你不是举荐顾佐清廉么?」杨士奇答道:「此所诉之事,是有此事。朝廷月俸,止给米一石,薪炭、马刍,咸资于皂,不得不遣半归,使备所用。而皂亦皆乐得归耕,实为官皂两便。此京师臣僚皆然,臣亦不免。仁宗皇帝知道后,增加朝臣俸禄,就是这个原因。」宣宗说:「朝廷官员的确很艰苦」。于是怒斥上诉者,欲加罪。杨士奇说:「这只是小事,不足以让圣上生气。只要给顾佐去处理,恩法并行就好。」杨士奇退下后,宣宗将此诉状交给顾佐处理。顾佐顿首退下,召官吏看。官吏恐惧请死,顾佐说:「你只要改行为善。」竟然不治罪。宣宗听后大喜,称:「顾佐做事得大体。」当时又有囚诬告顾佐枉法,宣宗大怒,召见杨士奇、杨荣称:「此必定是有重囚教给他诬陷顾佐的。」于是命三法司调查。后得千户臧清,曾杀无罪三人,当死,教给他人诬告之策。宣宗称:「不诛杀此人,顾佐何以行事!」于是命立即磔杀臧清于集市[73]。
宣德五年正月,吏部奏选官。宣宗称:「减省官员数量,是安民之道。唐虞时期建官只有一百余人,夏商时期增加一倍,秦汉之后,增加官员又有何益处啊?」侍臣对答道:「时代不同了。」宣宗说:「唐虞时期,事情简单民风淳朴,不可相比。唐太宗定朝廷内外官员七百三十人,现在离当时不远,亦可为法。」侍臣说:「这样君上心清,而事情自然简化;事简则官员可省去很多;官员减少则百姓安居了。如果政务庞杂,小人得以晋升,则官员冗食者就多了。」宣宗听后嘉奖接纳了[74]。
二月,宣宗入斋宫,召大学士杨士奇议宽恤之策。杨士奇首先以减免田租进言,此后提及宽马畜、免薪刍、蠲采买、恤刑狱、核工匠、清粮运数事。宣宗采取并下诏,百姓为之大喜[75]。
三月,宣宗奉皇太后谒陵,命召张辅、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六臣。太后称:「你们这些先朝旧臣,要勤勉辅佐嗣君。」太后退后对宣宗说:「先帝在宫中时,曾经讨论诸臣优劣。张辅为武臣,通晓大义,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断。杨少奇能够持正,不避忤意,每议事,先帝屡次不乐,但最后竟然听从杨士奇言。」宣宗归还京师时,道路上遇到耕田者,于是带领数骑兵视察。宣宗下马从容询问农建事,拿起农具劳作。耕田者最初不知道是皇上,太监告诉他,于是大惊急忙下拜。宣宗对侍臣说:「我只是举起农具三次,已经不胜疲劳,况且寻常事情呢!人们都说劳苦莫过于农作,现在相信了。」于是命耕者随至营,每人赐钞六十锭。已而道路所经过农家,均悉赐钞。回到京师后,宣宗作《耕夫记》以示蹇义、杨士奇等[76]。
四月,江西、淮安出现饥荒,吉水有百姓胡有初、山阳民罗振出谷千余石赈济。宣宗命行人赍玺书旌为义民。工部尚书黄福请求:「济宁以北,卫辉、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军民十万人,屯田积谷,以减省漕运粮粟。」后此议下户部、兵部商议。户部尚书郭资、兵部尚书张本均称:「屯田方便。凤阳、淮安以北,及山东、河南、北直隶近河二百里内通舟楫处,选择荒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