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通常指的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外地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控制的局面。其发生是由于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添了许多节度使,而节度使管辖的地区称为「藩镇」,唐政府本以为,可以通过藩镇来平定一些叛乱,不料藩镇就是导致唐朝混乱乃至灭亡的总根源[1]。而藩镇割据基本上是安史之乱的延续;唐亡以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是藩镇割据的延续。[2]藩镇割据的问题对唐代、五代乃至北宋都产生重大影响。[3]
唐代藩镇设立之前,唐政府在边地上设置有守捉、城、镇、军,总体称为道。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治今甘肃省武威市)都督,为防范吐蕃的入侵,河西藩镇成为唐朝第一个藩镇[4]。唐玄宗时开始置有大量的藩镇。例如开元元年(713年)始置幽州藩镇(驻今北京市)节度使与朔方藩镇(驻今宁夏灵武市)节度使。开元五年(717年)置剑南藩镇(驻今四川省成都市)节度使。开元六年(718年)始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已增至10个节度使:河西节度使、范阳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安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岭南节度使。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府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边地置有大量的精兵,共计四十九万士卒和八万匹战马屯驻边地。[5]
玄宗天宝年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起兵反唐,连陷洛阳及长安,玄宗奔蜀。而太子李亨得朔方将士的拥立而登基为唐肃宗。期间安氏节节败退,原本降唐的史思明又再次起兵反叛。
经过多次的动乱后,唐朝廷接受一些安史的部将的投降,任命他们为节度使。这些节度使以河北四镇为最强大,而且更有反抗中央之心,后来这些节度使是世袭的,又或由将士拥立,中央无法插手,只有追认既成的事实。其余大多节度使也是受唐朝任命。
唐德宗时期,河北一带的藩镇叛乱,用来镇压叛军的一支部队趁势占领京师长安,德宗逃到汉中,用了4年的时间才平定,史称泾原兵变。这虽然是藩镇割据初年的叛乱,但是范围却越来越大。
尽管唐宪宗派兵平定了藩镇割据,但根子却并没有除掉,许多藩镇趁平定一些民变之机,扩大势力范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冬天一个雪夜里,唐邓节度使李愬率领九千士兵雪夜袭克蔡州,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年),平定了淄青李师道。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唐朝曾出现短暂的中兴局面,全国表面上维持统一,是为「元和中兴」。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被宦官毒死,唐穆宗即位后主张「销兵」(裁减兵员)。中央接收河朔,长官多昏庸骄矜。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变,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河朔三镇」复叛。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力主旧制。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状。不过此时藩镇多少有所收敛,成德镇节度使王元逵「岁时贡献如职」。黄巢军入长安,唐僖宗逃至成都,王元逵之孙王景崇率兵勤王,「供输相踵」,王镕「献马牛戎械万计」[6]。
唐僖宗以后,社会矛盾激化,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中央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如杨行密、董昌、钱镠等,伺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广明元年十二月(881年1月),黄巢攻破长安,唐朝中央政权瓦解。
黄巢叛将朱温投降唐朝朝廷,并且平定黄巢军,得到了唐僖宗的信任,朱温做了节度使,势力范围远远超过当时控制范围最大的藩镇李克用。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到了唐昭宗时,朱温还把朝政大权牢牢的控制住了。最后到了唐哀帝(唐昭宣帝)。藩镇并未随着唐朝灭亡而消失,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都可以视作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7][8][9],只不过部分藩镇或许选择不承认中原政权而完全独立,以建立王国或帝国。一直到宋太宗灭掉北汉之时,才消灭藩镇割据的局面。
然而若细究,西夏以及越南的丁部领等人,其实都算是唐末藩镇割据的遗留。西夏原本是在黄巢之乱中协助唐室的党项羌人,被唐室封为夏州节度使,赐姓李。因宋朝有并吞之意而独立建立西夏国。越南则原是静海军节度使,后来渐渐独立建国,而宋代时,丁部领夺得政权后,登极为大瞿越国皇帝,被宋册封为交趾郡王。
藩镇割据造成了中央政府实际管辖地区的缩小,吐蕃(7世纪)、回鹘(7世纪)、西夏(11世纪)等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吐蕃甚至与中原汉族政权发生过对立冲突,使得陇西一带丧失大半[10]。淮西久为吴元济所据,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11]。唐宪宗初年宰相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中,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造成税户比天宝年间减少四分之三,对唐朝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郑白渠在秦汉时共溉田45000顷,唐代宗大历年间仍可达6000余顷,然而到宋初仅灌2000顷[12]。方回《瀛奎律髓》称:「想天宝,至德以至大历之乱,不忍读也。」而藩镇之内,征兵重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自陕以西,民力伤残,人不聊生」[13]。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