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或称庚子事变庚子国变庚子拳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清末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在华西方人(也包括传教士及华人基督徒在内)排外运动,「突显中西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它也标志着以仇外情绪为契机的反对基督教传教活动已达到高水位」[1]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其参与者被称为「拳民」,贬称则为「拳匪」。

义和团沿革

义和拳本来与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省)一带的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团体有关[2],最初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3],而遭到镇压。

随着鸦片战争后的国势开始衰落,外国势力渗入寻求最佳利益的冲突,华夷之辨取代了满汉之争,义和团有部分会众转向,开始支持清朝,演变成亲清的民团组织。

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拳」,其中掺杂有一些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

1898年由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4]

遇害人数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5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根据基督教会方面的统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5],未有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6]);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也不计其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进据北京时都有奸淫据掠的劣迹[7][8]。义和团事件通常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两件事合在一起。

教案

教案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国境内牵涉基督教教会的社会事件(常引起争讼、暴力甚或演变为外交事件)。义和拳活动主要集中在华北的直、鲁地区,正是教案频仍的地区,义和拳活动与教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赔款白银二万万三千万两,显示了之前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对中国的野心。1896年,欧洲强国,要求清政府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冠县梨园屯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圣言会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s)及理加略(Richard Hen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

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以此出兵占据了胶澳及其周边地区(今青岛市胶州湾地区)。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之后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现在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东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安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其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害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8][9]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10]

其一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 仔细观 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 仙发怨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 非白莲 念咒语 法真言
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 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 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 定灭洋人一扫平
右传云山东圣府抄传

教案频发的主要原因

教案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利用特权优势欺压当地普通民众[11],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加剧社会矛盾和不公,造成教案。
基督教会财产争议
雍正禁教之后,基督教堂大多被没收充公。到咸同年间,这些房产有的早已翻拆改建,挪作他用,有的则是多次易手,查还已相当困难,但外国基督传教士仗着清廷上谕和法国公使的权威,往往不顾实际情况,任意索要绅民所尊崇的公所、会馆、书院、庙宇等,迫令退还,到后来发展到强迫买卖田地、低价勒索甚至霸占田地,因而激起中国人反抗。[12]
基督徒与中国文化信仰的冲突
一些外国基督传教士不尊重中国文化,歧视中国文化,贬低佛教与道教为主的中国民间信仰,有的破坏中国风俗,造成当地保守中国人的不满。
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13]。诬指被中国政府处死的基督传教士马赖,勾引奸淫妇女,而且奸污别人的新娘。再如,1901年被梵蒂冈教会封为基督教圣徒的郭西德,被诬指奸污民女,放纵一些无赖基督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劫收割庄稼,最后被中国民众处死。[14]
守旧势力的反扑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导火线

自义和拳兴起,开始提出「仇教仇洋」的口号后,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以民族主义观点,视之为义民,加入者日众。

公元1897年,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今菏泽市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教堂遭到当地大刀会土匪数人的抢劫,2名在堂内的德国神父能方济(Father Franciscus Nies)和韩理加略(Father Richard Henle)被杀死,史称曹州教案。11月6日,德国以此冲突为借口出兵山东,并于11月14日强行占领中国山东省胶州湾(今青岛),李秉衡因而被革职,由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但反教事件蔓延,清廷下令严查。张汝梅为了掩饰事实,将「义和拳」归入乡团,称为「义和团」。

1899年,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当年12月30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煽动和支持义和团[15]的毓贤被清廷免职。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16]。毓贤任山西巡抚后,更变本加厉纵容义和团残害教民[15],其卫队数十人都是义和团团民[15]。而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稳定山东局势,迫使一部分义和团拳民逃入直隶境内。

1900年1月24日,溥儁受诏入宫,封为大阿哥,但外国公使均不承认。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列强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中外关系趋于紧张。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曹福田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

八国联军

自从各国收到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人员的求援后,他们在1900年5月31日组成一支432人,由八国海军人员组成的联合部队(法国75人,俄罗斯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义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水兵51人、奥匈士兵32人于6月3日出发),从大沽经铁路通往120公里左右的北京城,协助使馆人员防守。

西摩尔远征

不过随着局势不断恶化,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olonel 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透过电报向西摩尔称,北京城内局势每小时正在恶化,要求西摩尔为进军北京作好预先安排[17]。6月10日,北京使馆区与外界的电讯联络中断[7]。因此各国急商,增派一支由2066名各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英军916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义军40人、奥匈军25人)组成的援军入京,决定由英国副海军上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任联军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Bowman McCalla)为副司令、俄国上校沃嗄克任参谋长,从天津搭火车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可是天津至北京的铁路已被破坏,西摩尔的选择唯有一路修复铁路,一路沿着铁路行军。

由于清政府对列强的态度朝令夕改,故令聂士成无所适从,根据聂士成上司荣禄的命令,聂士成一度容许联军先遣队火车通过天津[18],旗下武卫军士兵对联军的态度亦显得友善,并没有意图攻击联军的举措[19]

不过西摩尔向北京行军的举动惹怒清廷,因此支持义和团的端王载漪迅即取代庆王奕劻,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命令武卫军聂士成,董福祥甘军攻击八国联军先遣队。另一方面,清廷又透过招募义和团成员入军,以保卫首都,阻止西摩尔的行军[20]

联军火车通过天津后随即被包围,聂士成率所部守卫天津杨村一带,与义和团一起阻击八国联军先遣队。由于八国联军先遣队不擅陆战,武器并不占优,多数武器得自天津的清军军火库[21],清军与联军互有死伤。至于义和团则被聂士成派上前线,遭联军机枪扫射,撤回时又遭聂军机枪扫射,死伤惨重。西摩尔本来打算停止前进,但在6月18日收到使馆被袭的报告后,决定继续沿着白河前往通州(距离北京城25公里)。

由于京津铁路已被义和团破坏,加上聂军装备精良,配有德制重机枪、克虏伯大炮和最新式的毛瑟枪,联军无法前进。根据一位前线英国士兵描述,平均要发射4粒子弹才能射杀一名义和团拳民,联军弹药不足,只能后撤,其间造成超过200人伤亡。事后联军副司令麦卡加拉报告,指单一的步枪射击是不足够消灭所有拳民,因此联军需要携带更多弹药[22]

清廷称此役为廊坊大捷,可是裕禄将之归功并大赏于义和团,而聂军则分文无赏[23]

联军撤退天津期间征用4艘中国渔船,沿着河岸牵着绳索,载上所有伤员及剩余的食物、弹药及医疗用品前往天津。途中占领清军的西沽武库[21],发现除了有德国克虏伯野战炮外,还有大量步枪与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

得到充足的军事物资后,西摩尔决定坚守待援,透过一名中国仆人穿过义和团活动范围,向各国公使告知联军的困境。联军在待援期间遭到清军、民团日夜不断的攻搫,处于崩溃的边缘。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组成的援军(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