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光绪皇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清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期后遭到慈禧太后与守旧派的反扑,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出中国,许多维新人士被追捕杀害,光绪帝则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太后重新当政。变法失败亦引发了民间支持更为激烈的改革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传统史观多按照梁启超编写的《戊戌政变记》作为基础,把变法失败归咎于保守派与慈禧太后的阻力,近代史学界对这次变法虽然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但是显然地未有全面性改变一般人对戊戌变法之历史评价。

背景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清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内忧外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分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同治年间(1861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改良生产技术。全国各地先后引入了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及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海军──北洋水师。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让台湾及澎湖,赔款二万万三仟万两银。证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地改变清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各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清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且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出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光绪帝。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汉代举孝廉乘公家马车赴京接受考核之惯例,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俗称为公车,故此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效果,但是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酝酿

1897年底,发生山东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及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多番上书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为非四品官,无权力上书皇上。1月29日,康有为的奏折首次转呈光绪,光绪命令允许康有为随时上书。于同日,康有为第6次上书。2月,康第7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并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之后每日阅读,加强了改革的决心。[1]

5月29日,恭亲王奕欣去世,死前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他逝世两日后,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名义呈上奏折,请求明定国是。6月6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

明定国是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于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2],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然而,变法后第6日,亦即6月16日,光绪才首次召见康有为。据传康有为入殿前,碰到刚刚接到直隶总督任命的荣禄,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3][4]康有为觐见光绪帝时,开宗明义说:「大清快要灭亡了。」光绪答这是保守官员所累,康有为指靠那些官员推动改革,等如缘木求鱼,康有为用了大量的时间,力陈变革之必要。这是光绪与康有为首次会面、亦是唯一一次,数日后,光緖调任他为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但是官位仅至六品,而康有为早于3年前已经是六品官。

随后,光绪又召见梁启超,并且仅委派其出任六品的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获得任命后,离开北京,没有再次参与新政。在整场百日维新中,作为骨干成员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各自仅见过光绪一次。

变法内容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及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教育改革

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细节包括: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清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外因为官办企业多有弊病,故此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

军事

政治

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及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根据康有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慈禧干政

后世史家评价戊戌变法时,常形容光绪正式掌权亲政,但是此种说法历来受到争议。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绪连下三道上谕:一、下令免去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慈禧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掌握大权[5]。从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光绪并无军事大权。[6]

从戊戌年农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日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其时光绪下诏书时,亦多写有「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及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6]

当时几位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和王文韶,除了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或者顽固抵制或者明哲保身。刚毅甚至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请求太后重新训政。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丰帝老臣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

帝后两党争权经过

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挟制。」

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逐向太后哭诉。

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刘、杨、林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葫。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7]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 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8]。康有为离开北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率卫队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涵元殿,然后下诏太后训政。当天步军统领率兵围南海会馆宅,搜捕康有为未获,但在此拿获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钱维骥。之后又查抄了粤籍官僚张荫桓寓所,没有发现康有为,将张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弟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9月19日,慈禧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有溥,六人于9月28日被斩首于菜市口。刚毅亲自监斩。徐致靖处以终身监禁(庚子之乱后得赦免);张荫桓则流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袁世凯与戊戌变法的成败

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9],于是袁世凯将谭嗣同的想法告诉给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

然而袁世凯当时的决定,对于戊戌维新的成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至今仍有争议。据近年的考证,慈禧及荣禄等早有废除新政的计划,二人在袁世凯9月20日泄密以前,已经有所部署和防备。另一方面,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新军战力,亦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于北京附近的众多部队。

除此以外,另有说法指袁世凯告密一事的真实情况亦有诸多疑点,《北京日报》刊文称,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倾向「维新」 并未主动告密[10][11]

对日后政局的影响

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却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

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后来又传光绪久病,由太后训政。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皇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假若光绪皇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结果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云无大碍。

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在守旧派大臣怂恿下,对义和团采放任态度,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

另一方面,戊戌变法的失败,清国亦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国亦画上句号。

近代新探

此外,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12]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13],盖因自甲午战败后,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派,在外交上采取联俄制日政策,更订立中俄密约,影响英日两国在华利益。李提摩太的建议有可能得到英日两国暗中授意,以改变清政府在外交上「亲俄」的举动。

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14]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清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5]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清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16]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此一新发现,打破了以往对戊戌政变的解释,使得戊戌时期正反两方人物的历史评价,都有重新加以商榷讨论之必要。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374页
  2. ^ 《明定国是诏》:「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爱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是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誉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太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傅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粹,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员司员,大内待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第,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3. ^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4. ^ 《晚清有个李鸿章》,赵焰着,2009年7月20日版
  5. ^ 学者杨天石认为光绪帝罢免翁同龢不是被迫的,参见杨天石《翁同龢罢官问题新探》,北京日报,2005年10月31日。
  6. ^ 6.0 6.1 《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着
  7. ^ 姜鸣:关于袁世凯告密的新史料
  8. ^ 张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记袁世凯初五日返天津,隔一天后,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消息,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
  9. ^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10. ^ 戴逸《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告密真相》北京日报 2004-08-04
  11. ^ 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倾向「维新」 并未主动告密. 凤凰网. 2009年06月21日. 
  12. ^ 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台北:万卷楼,2004.雷家圣〈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变法时期的「合邦」论与戊戌政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韩国)第61辑,2009年8月。
  13. ^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Chapter 12
  14. ^ 杨崇伊〈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p.461.
  15. ^ 杨深秀〈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p.15.
  16. ^ 宋伯鲁〈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p.170.

参考书目